《区块链社区运营手册》 —1.2社区发展史

1.2社区发展史

【案例】北森提奈岛位于孟加拉湾的安达曼群岛，是一个拒绝与外界接触的遥远小岛。据估计，岛上的土著部落已经在那里生活了60000年。他们皮肤黝黑，身材矮小，是地球上最后几个拒绝与外部现代世界接触的族群。生活在这里的森提奈人以狩猎为生，好像没有发展任何形式的农业。他们的食物包括水果、坚果、薯类、鱼、野猪、蜂蜜和海鸥蛋或海龟蛋。他们的语言与群岛中的其他语言都十分不同。岛上没有天然港口，周围被珊瑚礁环绕，把访客拒之门外，也把自己锁在里面。他们简陋的船只只能在平静的湖面上行驶。他们警惕地保护着自己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任何外人在岛上登陆都可能遭遇土著人的万箭齐发。

这是一段关于森提奈人的描述，有媒体在提到森提奈人时，称其为“与世隔绝6万年的原始部落”。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森提奈人能够在人类已经上天入地的年代，还保留着原始社会的生活。他们以族群的形式生活着，共同狩猎，共同采集食物，共同抵御外来风险，共同捍卫领地，过着典型的原始社会生活。

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形态，科学家将原始社会分为原始群、血缘家族和氏族公社三个阶段。在从猿进化到人的过渡阶段，就已经存在原始群的社会形式，出现了共同的生产和生活集团，我们称之为原始群阶段。这个阶段源自约14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大致为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直至母系氏族公社形成这一时间段。他们群居在一起，或穴居，或巢居，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中国的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马坝人和丁村人都属于这一时期。在原始群阶段，生产力低下，几乎没有生产工具，人们为了抵御毒蛇、猛兽、天灾人祸以及获得生产资料，必须形成基于地理的共同体才能生存下去。对于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这样的原始群，从人类社团组织的角度考察，虽然严格而言这种社区组织雏形的组织性并不稳定，也没有真正的组织原则和规例，但仍可将这种原始群称为人类最早的社区组织雏形。

由此可以看出，社区出现的时间早于真正人类的出现，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社区就没有人类社会，社区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人类发展史。从原始社会的原始群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各种粉丝群，社区的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面我们将从几个维度对社区发展史做一个梳理。

1.2.1     以社区属性为标准：从血缘到地缘再到认同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被问到在哪里上班时，可能会回答“国企”“私企”“外企”或是“政府部门”。这种回答方式，就是根据组织的不同属性来对它们进行简单分类，从而给提问者一个非常直观的答案。同样，如果我们以社区组织的属性为维度对社区的发展历史进行划分和剖析，也会是一种非常直观的方式。总体来看，根据组织属性的不同，社区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血缘关系为主

血缘关系是由婚姻或生育而产生的直接人际关系。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兄弟姐妹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其他亲属关系等。它是人类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关系，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就已存在。在人类刚刚进入原始社会阶段时，血缘关系是社会的基本关系，是社会组织的基础，对社会生产及人们的生活起着决定性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化，在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后，所谓的血缘关系已不再仅仅是狭义的家庭、家族等亲属关系，还包括了更为广义的宗族、氏族、种族关系。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血缘关系的亲密程度各不相同，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由早期血缘关系衍生出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即便是现代社会，依然有不少国家十分看重血缘关系。

第二阶段：以业缘和地缘划分为主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分工的逐渐出现，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构成的族群开始逐渐瓦解。尤其是随着交通工具的发展和进步，人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流动日渐频繁。人们会由于各种原因而进行远距离迁徙，在新的地域安定下来后，便形成了新的社区，这就使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以地域划分为主的社区。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很多家庭成员的物理距离相隔甚远，因此在经过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彼此之间的血缘认同感逐渐模糊，甚至完全失去联系。这一点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尤其是大城市更是常见。而朝夕相处的邻居、朋友、同事，虽无血缘关系，但因在一起工作、生活，形成了亲密的关系。

【案例】20世纪中叶，某地发现大型铁矿，各路资本蜂拥而至前来投资，受大量就业机会的吸引，很多外省居民也来此务工，安家落户。几十年过去以后，这些人的后代在生活习惯上已经被高度同化，彼此之间的认同感逐渐加强，而与家乡亲戚之间的亲情则有所淡化。虽然也有一些远房亲戚前来探亲，但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都已隔阂较大，因此彼此之间的走动和联系很难延续下去。

随着17世纪“现代国家”这一概念被构建出来，以及二战后很多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密集出现，由血缘关系构成的社会进一步瓦解。在全世界范围内，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民族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要么是零散地分布在各个国家，要么是被国境线分割成同族不同国。而随着各国政府开始进行有组织和有针对性的爱国宣传与教育，以居住地为主的身份认同感更是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尽管在这期间人口的流动仍在持续，也出现过不少更改国籍的情况，但从本质上看，以地域划分为主的社区分类模式并没有出现大的改变。因此，不少观点一度认为，以地域对社区进行分类，很可能成为未来社区组织的一种主流划分方式。

【案例】作为世界上最知名的移民国家，美国的人口由来自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的移民所构成。然而，就是这样一群肤色、语言、生活习惯都十分迥异的移民，对美国这个主体的认可程度却非常之高，而对祖先故土的感情则逐渐淡化。例如，一些非裔美国人对非洲并没有什么太强烈的特殊感情，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有着相当完善和成熟的爱国主义教育。

在美国举行的规模稍大一些的体育比赛，都会在赛前全体起立唱国歌，同时，以对独立建国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或著名爱国人士命名的街道、城市、机场也随处可见。在美国的全国性公共假日中，一半以上都与爱国主义教育有关，如马丁·路德·金日、总统日、独立日、阵亡将士纪念日以及退伍军人日等。由此可见，对于移民国家，通过不断强化国家的主体概念，也可以拥有强大的凝聚力。

第三阶段：以观念认同为主

但是，出乎这些主流观点的意料，随着一项新型科学技术的出现，社区的划分除了血缘、地域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维度，这就是彼此之间的认同。而这项出乎人们意料的科学技术，就是信息科技和互联网。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由于各类媒体的出现，以及信息流流动的日趋频繁，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观念差异巨大。尤其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各城市乃至各国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逐渐消失之后，人们开始吃惊地发现，即便是身处同一地区（包括国家、行政区、城市）的人，互相之间的观念也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彼此相隔千里甚至是不同国籍的人，却可能会找到一些共同点和认同感。在这样的情况下，认同感成为血缘和地域之外社区划分的第三重维度。很多彼此之间观点相似的人，在新兴信息科技的帮助下跨越了地域的限制，逐渐形成了新的组织和共同体。

我们以本书介绍的区块链社区为例。这就是一个由于彼此观念互相认同而形成社区组织的典型例子。由于区块链的相关知识比较难懂，导致在行业发展初期能够深刻理解并且认可这一技术的人并不太多，很多区块链从业者在自身所处的周边环境中找不到观点相通的人，因此开始将社交范围扩大到其他城市甚至其他国家。这使得早期的区块链社区成员在地区上非常多元化，而人们也很难说清这些项目属于哪个国家，因为他们的创始人和成员往往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1.2.2     以中心化程度为标准：从去中心化到强中心化再到多中心化

在从属性的维度审视完社区的发展历史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以中心化程度为维度的社区发展历史。众所周知，区块链项目的社区，被普遍认为是“去中心化”或“弱中心化”的组织。那么，历史上有没有过类似的社区组织呢答案是有的。事实上，以组织决策的中心化程度为维度，人类社区组织的发展史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并且与上一节中的划分有一定的契合之处。

第一阶段：去中心化决策阶段

在人类社会发展较为早期的阶段，组织内部以及一片区域的组织之间都是采取相对去中心化的决策方式。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点：从社区内部的角度来说，当时人类所形成的社区组织规模有限，内部去中心化决策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不是太高；而从社区外部的视角来看，所面临的问题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复杂，通常在本区域内就能得到解决。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社区内部的决策，还是一个区域内多个社区的决策，都呈现出相对去中心化的格局。

第二阶段：偏中心化决策阶段

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去中心化的决策模式开始逐渐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这使得人类社区逐渐呈现出中心化的趋势，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社区组织内部来看，社区内部的决策模式开始越来越中心化。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氏族的人口数量越来越多，进行去中心化决策的协调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氏族和部落规模的扩大使得需要决策的问题愈加复杂，要处理的问题也从氏族的“内政”延伸到了“外交”层面，例如氏族间关系以及对有限资源的分配等。这两种因素的矛盾，促使原始的部族及氏族改变了原有的去中心化决策模式，转而开始采取更为高效的中心化决策模式。

另一方面，从社区外部的角度来看，这种中心化的决策也开始发生在一个区域内的社区与氏族之间。一般来说，当一个区域内的多个组织之间无法获得满意的协调结果时，便很有可能会出现争端。如果各方的实力较为悬殊，那么这个区域内的多个组织可能会被整合成少数体量较大的组织，从而垄断这一区域的决策权，例如中国从春秋战国再到秦朝一统的演变。而在各方较为均衡的情况下，则会形成多个实力相对平衡的组织，共同分享这一区域内的决策权，例如古代欧洲各封建领主的制衡以及日本的幕藩体制等。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欧洲、日本和美国等地具备较强的区域自治能力，其决策的模式也相对多中心化，但随着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人们需要面临的问题日趋复杂，因此上述国家的决策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更为高效的中心化趋势。

【案例】最近几十年间，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很多地区的决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都呈现出中心化的倾向。欧洲方面，地缘政治的碎片化导致各个国家间的相互争斗与冲突，为了避免再次陷入战争的泥潭，欧洲逐步成立了从煤钢共同体到欧共体再到欧盟的联合体，一体化程度和范围不断扩大。

在美国，过度相信市场自我调整机制的想法使得各种社会问题开始显现，政府监管缺失、市场调节失败导致次贷危机、失业率高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相继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中央联邦政府开始谋求更多的权力，从而试图打造一个中心化程度更强的决策机制。

至于日本，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一些地方自治体在财政上陷入了捉襟见肘的困境，甚至有破产之虞。因此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市町村合并一直在进行，尽管与中央政权相比，这些地方的话语权逐渐增强，但在这些区域之内，决策权的中心化趋势无疑是被加强了。

第三阶段：多中心化决策阶段

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样，强中心化的决策模式固然行事高效，但缺点也十分明显—它既然能够高效地做出正确决策，同样也能高效地做出错误决策。正是这些决策上的失误，使得没有决策参与权的其他组织成员怨声载道，开始通过互联网上的各种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严格来说，这种声音并没有直接改变各类组织的治理结构，但它却通过另外一种途径，间接地参与到了决策的过程中。在互联网时代的社区或组织中，如果决策者不考虑其他人的意见，完全依靠自身的判断一意孤行，由此引发的负面影响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决策参与者的口实或把柄，从而大大影响自身的地位，这一点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尤为明显。

【案例】某公司高管在内部大刀阔斧地推行薪酬改革制度，由于新制度比原有制度要苛刻很多，因此在发布制度之前，公司内部的其他高管对此颇有争议。但由于这位高管位高权重，因此该项制度最后依旧推出，结果正式实行后不久，公司内部便因员工不满而出现离职潮，更有员工以匿名方式在网上发布相关消息表示抗议。其他高管便以此为把柄，不断地削弱推行改革的高管的权威，甚至股东方和董事会也逐渐受到影响，萌生了临阵换将之意。在诸多压力之下，发动薪酬改革的高管被迫取消了这项改革，最终只是对原有的薪酬制度进行了微调。

1.2.3     以媒介为标准：从地理位置到交通工具再到信息传播

第一阶段：以地理位置为媒介

【案例】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这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描述的一个世外桃源，村民自避秦乱来此定居，不知今夕是何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那个年代，由于交通不发达，人们的生活范围基本局限在居住地。即使由于机缘巧合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也可能由于交通不便，“遂迷，不复得路”。在《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被困于荒岛，与黑人小男孩星期五相依为伴，形成两个人的社区，共同驱逐孤独和寂寞。桃花源的村民们，荒岛的鲁滨逊和小男孩，他们都是以地理位置为媒介形成社区。以地理位置为媒介的社区可能是地理社区，也可能是血缘社区。

第二阶段：以交通工具为媒介

【案例】粤西迎来高铁时代：深茂铁路即将开通，广湛高铁有望今年开建

近日，点燃800万茂名人热情的，有两样东西—荔枝和高铁。

茂名荔枝北上古驿道的新发现之旅活动的启动，

点燃了第一把火，

沿着包茂公路一路向北，

茂名荔枝走进重庆、西安等地，

重现千年前茂名荔枝进长安的盛况。

这是一篇热血沸腾且心情澎湃的新闻稿，透过文字，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写下这些文字之时的兴奋之情。在中国，无论哪一座城市，只要开通高铁，就意味着经济上的大跳跃。高铁对于社区也同样有着极大的意义。武陵人因为交通不畅，寻不见世外桃源；鲁滨逊因为没有船只，无法离开荒岛，只能和小男孩形成两个人的社区。从马车、汽车、高铁到飞机，每一次交通工具的变革，都高度扩张了社区的规模。例如四年一度的世界杯，飞机出现之前，球迷们分散在世界各地，各自形成一个个小社区；飞机出现之后，球迷们从世界各地飞往比赛地，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球迷社区，一起看球赛，一起喝彩，一起欢呼，共享喜怒哀乐。以交通工具为媒介，缩短了地理社区的空间距离，让更大规模的地理社区成为可能。

第三阶段：以信息传播为媒介—广播、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

【案例】今天突然哼起了苏有朋的《背包》，才想起喜欢小虎队已经7年了。记得那时是10岁的少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看到他们，便开始听他们的歌。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那时以为偶像很容易接近，所以一天零用钱只有五毛的我，凑了三天，第一次来到网吧，注册了QQ号，便开始四处加好友，加好就问人家，你是不是苏有朋，你是不是吴奇隆，你是不是陈志朋

因为春晚，一个10岁的少年成为小虎队的粉丝，从而成为“虎迷”社区的一分子。广播、报纸、杂志、电视等传媒出现之后，社区更加蓬勃发展，比如基于对某个影、视、歌明星的共同喜欢，形成粉丝社区。传统媒体的出现使得信息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在精神社区的形成上有着突破性的贡献。以传统媒体为媒介的社区，典型的包括明星粉丝团，以及某些书籍或报刊的忠实读者等。这种“以点带面”的远程信息传播方式，使得社区的形成突破了地理位置限制，形成了以信息发出者（包括报刊、明星）为中心的社区模式。互联网出现之后，则是进一步突破了地理、血缘和语言障碍，使地球村成为可能。